“西方文明”,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诺曼·戴维斯和他的《欧洲史》

提到欧洲,与欧洲分隔大陆两端的中国人脑子里最先蹦出的恐怕只有三个国家,英国,法国,德国,对欧洲了解多一点的人会再加上意大利,瑞士,荷兰和比利时。这些绝大多数位于西欧的国家构建起了欧洲以外人对欧洲的几乎全部认识。

但真实的欧洲是什么样的?欧洲仅仅只被上述的几个殖民时代的“列强”国家所代表吗?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的《欧洲史》(Europe A History)向我们提供了一组关于欧洲的截然不同的视点。这组视点是一次对西欧优越论和它衍生出的欧洲优越论乃至所谓“西方文明”优越论的一次挑战。

首先,这是一套两本的简史类书籍,就像《万物简史》一样,这本书面对的对象不是专业的历史学者,而更接近于对欧洲历史有兴趣并有一定了解的人,在内容上,除去正文之外,作者还贴心地为各种专有名词写出了“知识窗”,这些知识窗就像维基百科的链接一样,可以帮助阅读本书的人增加对特定背景,人物或是事件的了解,可以说写得极其友好。

但我主要想要谈的并不是本书的内容,我当然对作者给予东欧史和西欧史一样的分量感到敬佩,也对身为英国人的作者敢于跳出自身国家,民族的框架与思维定势给予充分的肯定,但这本书的灵魂其实在它的导言中,我要谈的便是这本书的导言。

《欧洲史》的导言长达68页(英文原版46页),在如此长的篇幅中,诺曼·戴维斯着重探讨了历史研究界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更严谨地说“西欧中心主义”),他也探讨了历史学中存在的其他许多问题,包括了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对历史学的影响,带给我很多启发。在此文中,我将以摘录为主,个人的分析为次。希望阅读本文的各位能够也像我一样,借助这位主攻波兰史的牛津大学教授之手,获得对更广义的历史和社会的一些启发。

导言的第一部分“今日的历史”探讨了西方现代历史教育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有趣的是这些问题并不单单只出现在西方的历史课堂上,莫如说是当代历史教育的通病。在这一段文字中,诺曼写到:

“事实的历史的衰落伴随着“移情神会”的兴起,特别是在教室中。也就是运用激发历史想象力为目的的训练。……在一个虚构的文献仍有着被当作历史信息的可尊重来源的危险世界里,学生们有时会有他们的教师建立在对过去的理解的偏见之外,什么也学不到的危险。“

历史教学中的施动者是教师,而教师在本质上仍然是拥有感情起伏的人类,更甚,教师可能是在带有及其个人性质的观点的起点上开始教学的,而近年来大受欢迎的“情景”式历史教学也相对的恶化了历史的客观性,导致历史的学习者成为了接收正面或负面情绪的机器,这一点为诺曼所厌恶,因为这容易导致教授者个人的历史偏见乃至政治立场以一种感性的方式强烈地影响学习者,从而导致对特定历史时期和人物的喜爱与憎恨。这丛根本上是有悖历史学原则的。

在其后的“西方文明”章节,诺曼开始定义所谓“西方文明”,他认为:

“西方文明本质上是一种知识构想的混合物,其意图是增进它们设想者的利益。它是在意识形态上,无数的认同过程中,在文化宣传上精心撰写的文章和复杂实践的产物。它可以由它的鼓吹者用他们认为适合的几乎任何方法定义。“

在诺曼眼中,“西方文明”是一种极为含糊的,带有政治目的的,甚至隐含有种族主义的文字游戏,由于“西方文明”的确切参与者和边界从来没有过准确,公认的定义,该“组织”其实是工业革命后崛起的西欧国家,北美国家和大洋洲国家杜撰出来的“想象中的共同体”,是一种起始于政治利益的联合。他接着写道:

“几乎所有“西方文明”的故事都确实有一部分邪恶的性质,是由于它们被理想化地呈现出来,因而本质上是关于过去的真实的一副虚假图画。他们抽取一切可以被评价为适宜的令人难忘的事物,并且漏掉任何看来是庸俗或令人讨厌的事物。实在恶劣的是他们将一切积极的东西归功于“西方”,并对“东方”进行污蔑。而他们甚至没有给西方以诚实的叙述。“

这样的观点在成书的1996年可能看起来颇为离经叛道,因为那时正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观点火热的时刻,“西方文明”正作为“民主”和“自由”的发源地处于人类文明的“山巅之城”的位置上。但在今天读来,诺曼的观点却有了一丝现实的意义,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并不是牢不可破的神圣同盟,在右翼民族主义的冲击下,“西方文明”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苛责。而一向被视为落后的东方,甚至黑暗之心的非洲正在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赶超。

说到了右翼的兴起,就不得不谈谈右翼政治理念的核心——民族主义。在民族历史一章中有着这样的描述:

“在一方面,可以认为当然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历史教育传统上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味道。在它于十九世纪发源时,历史教育被纳入为爱国主义服务。在它最原始的形式中,它的内容比人名,年代和统治王朝名称的一份花名册好不了多少。由此它发展为一种国家的英雄,胜利和成就的叙述。在它最极端的形式下,它被精心设计用来训练学校的儿童,使他们将来在国家的战争中充当杀人者和死伤者的角色。“

民族主义发端于十九世纪,是现今世界国家体系的理论基础之一,可以说在积极的意义上,民族主义有过正向的作用。但民族主义史观同样也带来了一大弊端,那就是对“英雄,胜利和成就的叙述”,会带给了解的对象一种对“想象中的共同体”的狂热喜爱和对被排除在外者的歧视与侵害。在极端的情况下,民族主义会转向国家主义,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就是典型的例子。

之后,在“两种失败的幻像”中,诺曼着重探讨了政治立场对历史的影响,他举了两个典型例子,左派的苏联和右派的纳粹德国。

苏联的历史学“出自马克思主义,却忽略了它的精神与目的。在布尔什维克党人手中变成了国家政策的强制性工具之一。”“在它的热衷者如M·N·波克罗夫斯基的倡导下,它具有有着强烈的国际主义气息。”却“对于斯大林来说,拒斥俄罗斯的帝国传统是该诅咒的。”最后“波克罗夫斯基死了,他那些不认错的同事们大多数被枪杀了。他们的教科书被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庸俗马克思主义与极端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有害混合,由苏联所有的意识形态机关在此后的五十年提供。”

斯大林式的历史观具有以下特点

1. 它们被一种意识形态的救世主式的教条结合在一起,没有人能公开提出疑问。

2. 俄罗斯民族被赋予作为苏维埃各民族“老大哥”与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特殊使命。

3. 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被当作是由科学证明和不可避免的。

对此,诺曼认为“尽管它空谈‘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苏联人的历史思想仍尊重‘欧洲中心论,并以一种相反的方式尊重‘西方文明’’”并且“特别露骨强调寄托于俄罗斯人的历史使命,这种傲慢触怒了他们帝国中的其他欧洲成员,对第三世界共产运动造成了混乱的影响,是中-苏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

法西斯主义的历史观则“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共产主义的回应成长起来的,在纳粹党人的手里变成了他们‘新秩序的工具。’”其在一开始含有部分“社会主义的气味”,但“从1934年希特勒开始再造德国时,方向突然变了,国家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被清除了,国家主义成为了主导,明显的种族主义开始表现出来。”

在对“西方文明”的呼应方面,“纳粹的历史思想包含了‘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曾有过的最极端的形式。”“它所有的最极端的野心是针对东方的。《我的奋斗》清楚地指出东欧是德国未来‘生存空间’扩张的地方,东欧居住的一系列低劣的斯拉夫人和犹太人,它的遗传血统必须由大量的德意志人移民来改进。”“他们感到他们正在发动一场‘十字军东征’”“他们正沿着捕鸟者亨利,条顿骑士团和腓特烈大帝光荣的台阶前进,他们宣称正在加速‘千年历史’的最终决战。”

在最后章节的“历史的同盟计划中”,诺曼则着重描写了除苏联以外西方国家在二战后的史观。他总结道:

1. 他们相信西方文明唯一,长久的特有品质在于“大西洋共同体”体现了人类进步的尖端。

2. 其被赋予了“反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

3. 他们还兴起了对德国这个两次被击败的敌人魔鬼研究式的狂热。

4. 对于苏联,他们则持有一种对于沙皇帝国和苏维埃的宽容,浪漫化的观点。

5. 他们将欧洲不言而喻地划分为了东西两个部分。

6. 最后,他们有意地忽视所有不能对以上论点增加可信性的事实。

不难发现,不管是哪一种史观,都或多或少地是在受到了“西方文明”这个甜美词汇的吸引之下建立起来的。事实上,当今世界上任何一种通行的历史观,都是在默认西欧,北美国家于数百年间维持的霸主地位下建立的,假如这些理论的主角走向衰落,理论本身也就不可避免地会衰落,“西方文明”作为永远光辉闪耀的“山巅之城”的理想,大概并不会比西方主要国家的兴盛史长多少。

我在文章的最后强力推荐这本书,单单是导言部分就展现出作者恢弘大气的历史观念,书中的古代史部分同样异彩纷呈,值得细读,我目前手里拥有的是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译文版,在这里要感谢郭方,刘北成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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